過去50年，商界一直被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謂的“金融資本主義”模式主導。這種模式認為，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使利潤最大化，進而將其分配給股東。
《互惠資本主義:從治愈商業到治愈世界》一書作者之一布魯諾·羅奇表示，“但是過于強調股東利益最大化正是導致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模式忽視了人類、地球資源等各項投入帶給商業的影響及價值，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社會不平等和環境破壞等問題不斷加劇。”
那么，賺多少錢才是一個合理的盈利水平?
“互惠”是經濟學中的自然定律，在商業中建立一種互惠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獲得經濟效益。羅奇認為，“我們今天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社會——一個企業有很多的利益相關方，企業存在的使命是要為這家企業的所有利益相關方創造利潤和價值，而不僅僅是為股東創造價值。”
書中提出了建立新型商業模式的解決方案，其核心是構建對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這三種“非金融資本”的度量體系。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當一個公司愿意對它的社區、人才和生態系統進行投資和培育，并同時使用非金融指標和金融指標來衡量和管理績效(包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和金融資本)時，它所創造的價值是最大的。”
互惠經濟學，是新型商業模式，還是新型商業宣傳?《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對話《互惠資本主義:從治愈商業到治愈世界》一書作者布魯諾·羅奇，探討商業模式的可能性。
《中國經濟周刊》： “互惠資本主義”理念聽上去很具有理想主義感染力。但是，你如何說服一家家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影響這些公司的領導人、CEO，真正認同并推行這套新商業準則?
布魯諾·羅奇：我的說服主要是三種不同的方式，它取決于所面對的公司類型或者所面對的人的類型。
這三種方式分別是理性維度、道德維度和商業維度。
我在論證時會用三種不同的維度來論證，通過邏輯來說服人。在法國的文化中，很強調說服的藝術。
《中國經濟周刊》：你如何回應這樣一種聲音：互惠、社會責任，這些都只是大公司的分內事，對于中小公司，掙到錢、活下來就是最大的正義，就是為社會做了最大貢獻。
布魯諾·羅奇：其實恰恰相反，“互惠”對于小企業反而更簡單、更容易。如果是大企業做出改變，它需要改變的內容、流程更多，但收效未必顯著。而小企業只要做出一些改變，帶來的影響和變化可能就會很大。
一般來說，一個公司如果想存活下來，它一定要解決一個社會問題，為這個社會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如果一個企業，哪怕是小企業，能夠把互惠理念運用到業務中，在社會網絡中建立起互惠關系，那么這些互惠關系就可以幫助它們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從而拉動業務增長。
《中國經濟周刊》：你對中國企業有針對性建議嗎?
布魯諾·羅奇：我有一個觀點，中國在有歷史以來就一直有著大量的商業人口。商業活動其實是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就已經出現的，而且在資本主義之后還會持續出現。其實資本主義，它只在商業史上占很小的一個時段。這個詞，在西方或許被叫作資本主義，在中國可能就會解釋成市場經濟。所以，也許我能給中國企業的建議就是，不糾結于詞語定義，而是要弄清楚商業的本質是什么、企業經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終會創造出怎樣的價值。
《中國經濟周刊》：我們談到了很多都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應該做什么。實際上，要想讓資本、資本主義往互惠的方向走，政府該做哪些工作?需要的外部社會環境是怎樣的?
布魯諾·羅奇：現實中，我們既有為社會提供“凈貢獻”的企業，也同時存在沒有對社會做出貢獻，而是處在“凈借貸”狀態的企業。有的企業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價值，有的企業是從社會中吸取價值。
因此，如果說什么是理想的外部環境，就應該考慮對那些為社會做出貢獻或者承擔了互惠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鼓勵;而對那些相反的企業進行懲罰。需要有這樣的機制。
而在當今國際化的社會，政府能否建立起這樣一種機制，從而對企業進行調控，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治理的事情，已經不再集中于某個國家。
《中國經濟周刊》：我們看到，此時此刻，無論是英國脫歐問題，還是美國越來越強烈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其實當前的國際社會環境距離你所說的“互惠”方向漸行漸遠。出現這種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布魯諾·羅奇：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一個真理從被提出到被接受，其實有著四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它可能被忽視、被無視;第二個階段，會有人懷疑它;第三個階段，它會被反對;那么到第四個階段，它才被接受，并且能夠自證。
互惠經濟學可能也會經歷這樣的過程。這個世界上可能有80%的人，他們沒有看到他們現在生活的系統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其實社會存在著不穩定因素。當然這主要是針對西方來說。但是問題在于，我們能否加快它被人接受的速度?談到英國脫歐或者歐洲這樣一個貿易共同體的形成，其實都可以被看作是通過政治手段對商業缺乏互惠性的一種規制。
我們會面對很多困境，但我認為，這些都是正常的。
《中國經濟周刊》：你在書中提到，如果設置恰當的利潤水平，讓經營目標不止于不斷追求更高的財務數字，而是設置更多元的評價體系，如更互惠以及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或許就能夠避免像金融危機或是債務危機這樣的風險。但是，對于很多仍然處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升期的國家，發展的動力正來自或許看似不夠理性地追逐利潤。而過早設置更多元的目標，會不會反限制發展?
布魯諾·羅奇：如果我們把貪婪或者把對財富、金錢的追求作為最主要的推動力的話，可能這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我當然可以理解，人們想要變得更富有的訴求。但是我想說，其實有更好的方式。一個人自己變得富有，并不一定意味著其他人就要變得更貧窮。而是如果其他人也能變得富有了，你會變得更富有。
比如說，奴隸制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因為如果有奴隸為你工作，你可以賺很多錢。戰爭其實也是一個商業模式，因為我們看到了真的有很多人因為戰爭而變得非常富有。但這些模式被歷史證明都不可持續。
而事實上，如果一個國家是愛好和平的國家，它也可以變得更富有。
比如說歐洲的瑞士，它非常富有，從未被殖民過，也沒有殖民過其他國家。它也沒有什么政治野心，他們的目標也不是征服世界。但是他們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可能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但的確說明，相比戰爭征服、奴隸制或者殖民制來說，其實存在著更好的發展模式。
因此，總結來說，如果你的目標是變得更富有，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在這一層目的之上，其實還有一個更高的并且可能是更復雜的模式。
《中國經濟周刊》：聽了你的觀點，我有一個感受，如果初次接受這些思想，很可能會誤解，這是老生常談的企業社會責任，或者被認為是在勸人向善、往公益慈善的方向走。但實際上，你的觀點背后是有一套比較嚴謹的邏輯推理。那么，你的這些想法現在已經受到業界認可了還是仍面臨爭議?
布魯諾·羅奇：其實我們是從一開始就和學界之間在進行接觸和合作的。比如，我們和牛津大學在創新的管理模式研究方面一直在開展合作。我們能夠獲得互惠經濟學這一洞察，也正是得益于這種學術上的研究支持。
加強學術交流，主要出于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建立一種新的學術發現，那么它必須植根于學術研究機構。
第二，教育功能也是學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無論是當下的時代領袖，還是未來新時代的領袖，通過學院，來向他們進行教育傳播，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現階段也正處在一個朝著其他國家或者各種各樣的企業進行傳播的過程。這套理論還遠未完善，它并沒有完全發育完成，因此其實也需要來自各方面的更多參與。這也是我們和大學在內的一系列頂級研究機構之間進行合作的原因。
當然，我們也能獲得來自高校的背書。比如，這本書的中文版本就是被中歐商學院用作他們的課程教學內容，也有來自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的推薦。
總之，我們的理論現在還是一個持續演化的過程，它既有基于學術的研究，同時也有來自商業的實踐。越來越多的機構、企業和個人參與進討論，一定可以讓這個理論越來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