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玩具商標轉讓

　　商標作為企業進入市場的外在形象載體，是企業在同類商品競爭中有力的武器。商標轉讓是商標所有人在注冊商標的有效期內，依法定程序，將商標專用權轉讓給另一方的行為。有這樣的一句話，“商標是品牌最直接的體現，品牌發展中，它是無聲的推銷員。”足可見商標的價值，對于企業來說，商標轉讓刻不容緩。那么，玩具商標轉讓屬于第幾類？

　　通過企業好幫手商標查詢商標分類百科可知玩具屬于以下商標類別：

　　第28類運動器材類

　　2802-玩具

　　280003:手槍火帽（玩具）

　　280003:手槍帽（玩具）

　　280004:家養寵物玩具

　　280012:玩具氣球

　　280016:玩具娃娃進食瓶

　　280024:玩具

　　280025:積木（玩具）

　　280041:蓋房玩具

　　280058:玩具手槍

　　280062:鬧劇玩具

　　280062:帶惡作劇的小玩具（新穎的）

　　280077:撥浪鼓（玩具）

　　280078:客廳游戲玩具

　　280085:玩具娃娃床

　　280086:玩具小房子

　　280085:玩具娃娃

　　280090:玩具面具

　　280103:玩具娃娃衣

　　280104:玩具小屋

　　280104:放洋娃娃的玩具小屋

　　280112:陀螺（玩具）

　　280115:兒童游戲用踏板車（玩具）

　　280117:汽槍（玩具）

　　280118:起爆帽（玩具）

　　280118:火帽（玩具）

　　280145:活動玩具

　　280151:玩具熊

　　280158:飛盤（玩具）

　　280159:玩具用馬蹄鐵

　　280161:長毛絨玩具

　　280162:肥皂泡（玩具）

　　280163:玩具車

　　280168:拼圖玩具

　　280183:節日懸掛、由兒童擊破以獲得其中玩具和糖果的彩飾陶罐

　　280185:由無線電控制的玩具車

　　C280015:玩具汽車

　　C280016:智能玩具

　　C280018:玩具手表

　　C280019:玩具照相機

　　C290020:玩具望遠鏡

　　C280022:電子永動器（永磁擺動玩具）

　　C280023:禮花玩具（非燃放型禮花）

　　C280097:激光啟動的玩具

　　280230:玩具無人機

　　注：接下來是企業好幫手的玩具商標推薦：【宇宙俠】

　　商標編號： 28-A071

　　所屬類別： 28健身器材

　　專用期限： 2015-05-28 / 2025-05-27

　　類似群組： 2801,2802,2803,2804,2805,2807,2809,2810,2811

　　注冊范圍： 游戲機,玩具,棋,球及球拍專用袋,鍛煉身體器械,體育活動器械,游泳圈,運動腰帶,圣誕樹用裝飾品（照明用物品和糖果除外）,釣魚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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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侵犯商標權犯罪刑事立法比較

　　【內容提要】日益凸顯的侵犯商標權犯罪對我國商標權法律保護體系發出了挑戰。由于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法律*度及國情，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將其與我國的商標權刑事保護制度進行多方面的比較研究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啟示，對發展、完善我國的商標權刑事保護法律制度具有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商標權 刑事立法 假冒商標罪

　　知識產權給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亦日益成為違法犯罪分子關注的焦點，由此給各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侵犯商標權的刑事犯罪在知識產權犯罪中占的比例高達70％以上，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運用刑事手段保護注冊商標權。美國由于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高度重視，成了其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盡管我國也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但知識產權違法犯罪不但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卻有愈演愈烈之勢，造成了多方面不良影響。把中美兩國關于商標犯罪刑事保護的理論、立法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有利于促進和完善我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理論的研究。

　　一、中美侵犯商標權犯罪刑事立法

　　（一）美國關于侵犯商標權犯罪的立法

　　在美國這樣一個實行判例法的里，對于處理商標的糾紛及促進商標法發展，法院的判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美國的一些成法法規中也有保護注冊商標的規定，如與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成文法規和商標安全實踐規則以及相關法典，1946年制定的《商標法》（又稱《蘭哈姆法》）、1989年制定的《商標法實施細則》、1984年生效的《商標假冒條例》等。但1946年頒布的《蘭哈姆法》（即美國現行的商標法）中只規定了商標侵權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卻沒有規定刑事責任。只有在1984年的《商標假冒條例》中才規定了假冒商標罪。根據規定，假冒商標是指仿冒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或者在實質上難以區別開來的標記；將該種仿冒標記用于相關的商品或服務上；這種使用有可能混淆、誤導或欺騙消費者。[1]（p329）該條例規定，任何個人在知道假冒商標的情形下，故意或試圖販賣假冒他人商標之商品或服務，可處25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兩者并處；如果具有上述行為者是公司或法人，則處10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如果是個人屢犯，可處10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10年以下的監禁，或兩者并處；如果是公司或法人屢犯，可處50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除此之外，在《美國法典》第18編中還規定了偽造商標罪與偽造標簽、標識罪，處罰出售或提供偽造的商標、標簽、標識或與偽造的商標有聯系的商品或服務的行為。美國在1994年《對違法罪犯的制裁和執行法律法案》中則顯著提高了商標犯罪的罰金數額，初犯的高罰金額個人為200萬美元或10年以下監禁，或兩者并罰；公司為500萬美元，累犯的高罰金為個人為500萬美元或20年以下監禁，或兩者并罰；公司為1500萬美元。

　　（二）中國關于侵犯商標權犯罪的立法

　　依據我國79刑法第127條規定，違反商標管理法規，工商企業假冒其他企業已注冊的商標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涉及侵犯商標權犯罪的部法典。隨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1982年8月23日通過）以附屬刑法的形式規定了侵犯商標權犯罪。該法第40條規定：‘假冒他人注冊商標，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可以并處罰款外，對直接責任人員由司法機關直接追究刑事責任。’

　　改革開放以后，商標侵權行為呈現出日益頻繁和多樣化的特征。由于79刑法以及《商標法》規定的主體范圍狹窄，對此類活動無法及時、有效地打擊，對此，高人民法院在兩個司法解釋（1985年5月8日的《關于個人非法制造、銷售他人注冊商標標識而構成犯罪的應按假冒商標罪懲處的批復》和1988年12月26日的《關于假冒商標案件兩個問題的批復》）中增加了兩類主體，確定了除工商企業以外的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業者以及無營業執照的個人也具備假冒商標罪的主體資格。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際、國內的商標使用領域產生了許多新情況，特別是1985年和1989年加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和《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之后，需要我國對保護商標權的刑事法律作出調整。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3年2月2日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的決定）。根據該《決定》，1982年《商標法》第40條修改為：‘假冒他人注冊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全國人大還對79刑法作了重要補充，在《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中增設了與修改后的《商標法》內容相統一的罪名，并調整了假冒商標犯罪的主體和對象、法定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97年修訂的刑法吸收了《關于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的內容，在我國現行刑法典分則第3章第1節侵犯知識產權罪中第213條至215條規定了侵犯商標權犯罪的相關罪名：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三種罪均有情節嚴重或數額較大的要求，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如果情節特別嚴重或數額巨大的，法定刑加重，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此外，刑法第220條還規定單位可以構成侵犯商標權犯罪的主體，法定刑為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213條至215條的規定處罰。

　　二、中美侵犯商標權犯罪刑事保護之比較

　　比較中美兩國關于侵犯商標權犯罪的立法規定可以看出：

　　，在立法理念上，由于中美兩國保護商標權立法的價值觀念相左，兩國對侵犯商標權的行為定性有很大差別，法律設置體系與打擊重點截然不同。首先，在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和保護個人財產權兩個基本點上，美國立法更注重個人權益的保護，認為商標侵權行為不僅可能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工商企業投資及發展速度減慢，更會嚴重侵犯商標所有權人的無形財產，給商標權人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所以將權利人受到的經濟損失額度作為衡量侵權行為是否入罪的標準。據此，美國的商標權犯罪在刑法體系中屬于侵犯財產權的犯罪。而我國則側重于后者的保護，認為嚴重的商標侵權行為不僅侵害到所有人的利益，更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由此，嚴重的商標侵權行為是作為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犯罪納入刑事范疇的，當行為人的非法經營額或違法所得額達到一定的標準致使市場秩序遭到破壞時，刑法才得以介入。因此，我國的入罪‘門檻’高于美國。其次，在美國的商標權保護體系中，只有民事制裁和刑事處罰兩種方式。美國刑法的犯罪概念是一種偏重于定性的規定，即把犯罪界定為是一種可以引起刑事訴訟程序并導致刑法的違法行為，不強調社會危害性，[2]所以立法中的定罪標準很低，沒有金額、數量等限制，只要有商標違法行為可以入罪。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是刑法、民法、行政法三位一體的保護體系，中國刑法的犯罪概念認為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要統一，所以侵犯商標權犯罪行為均規定了‘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等要件，如果商標侵權行為不達刑法保護的標準，進入行政法或民法保護的范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刑法入罪門檻過高的缺陷。

　　第二，罪名罪狀上，美國法律規定的侵犯商標權犯罪的罪名比較單一，我國刑法在此類犯罪上規定得比較詳細。美國的商標侵權犯罪雖然罪名較少（只有假冒商標罪和偽造商標罪兩種），但從其所規定的內容來看，不僅包含了我國假冒注冊商標罪的內容，實際上也涵括了我國刑法規定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行為，以及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行為。[3]（p102）因此，從注冊商標標識的非法制造、銷售到商標假冒，再到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各個環節，中美兩國都進行了刑法規制。這也反映了中美兩國在商標犯罪構成的客體方面的一致性，即他人商標專用權。在罪狀規定上，我國的商標法第52條第（1）項規定，‘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相似商標的’屬于侵犯商標權的行為，本項侵犯行為包括四種表現形式，而刑法第213條規定的假冒注冊商標罪只有一種表現形式，即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作為一種國際上的立法趨勢，美國、日本等許多和地區都已經把另三種行為也作犯罪化處理。比起美國等其他規定的較為全面的商標刑事犯罪類型，我國刑法所處罰的假冒注冊商標行為的范圍要窄得多。

　　第三，在保護對象方面，兩國立法均限于對注冊商標進行刑事保護，而非注冊商標則不在刑事保護范圍內。此外，美國立法還明確規定注冊服務商標亦系刑法保護的對象，對他人服務商標專用權的侵犯亦可構成假冒商標罪。反觀我國，雖然《商標法》中規定了保護服務商標的條款，但刑法卻無對應的規定。因此，未經服務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服務上使用與其注冊服務商標相同的商標的行為，即使情節再嚴重也不會受到刑法的制裁。

　　1946年，美國率先在它的成文商標法中規定服務商標與商品商標同等受保護。自此，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認識逐步趨于統一。不少和地區如英、法、德、意、日及我國臺灣地區均修改了各自的商標法，不僅對服務商標提供與商品商標完全相同的注冊保護，而且還將注冊服務商標與注冊商品商標一同規定為假冒注冊商標罪的犯罪對象，予以同等的刑法保護。[4]TRIPS協定的相關條款也規定了服務商標與商品商標同等地位。TRIPS協定沒有將刑事制裁的范圍限制于商品商標，而是在第61條要求全體成員均應對具有商業規模的故意假冒商標行為予以刑事懲罰。我國的刑法把對注冊商標的保護于商品商標，與產業的發展相比較，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滯后。

　　第四，在犯罪構成標準方面，美國刑事法律對商標類犯罪沒有數額標準的要求，一般只要存在主觀故意和侵權事實，可以構成犯罪并判處刑罰。如《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20條（18u．S．C．犯320）規定：‘明知某商品或者服務使用了偽造的商標或者與偽造的商標有聯系，而出售該商品或者提供該服務，構成犯罪……’[5]其中的‘偽造的商標’是指：與已經在商標專利局注冊的商標貌似一致或沒有實質區別，在使用中真假難辨或容易造成欺騙的商標和與受民事法律保護的商標標識貌似一致或沒有實質區別的虛假商標標識兩種類型。

　　在犯罪的主觀要件方面，起訴方須證明被告人明知商品或服務的商標是偽造的還故意或企圖買賣該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另外，起訴方還須證明根據一般公眾的識別力來判斷該偽造商標可能難辯真假，而不能僅以商品購買人的鑒別力為依據。有時即便購買者當即發現商標是偽造的，也可以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因為與防止消費者受欺騙同等重要的是，美國商標法特別強調保護商標所有人對其商標及產品的質量和名譽所作的投入。

　　我國關于侵犯商標權的三種犯罪，主觀方面都是故意，即假冒或銷售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或商品。客觀方面，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解釋了‘相同的商標’的含義，即與被假冒的注冊商標完全相同，或者與被假冒的注冊商標在視覺上基本無差別，足以對公眾產生誤導的商標。在數額和情節上，我國法律對構成商標類犯罪的標準較高，要具有非法經營數額、銷售金額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的情形才可能構成犯罪。根據高司法機關的解釋，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和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可以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偽造、擅自制造或者銷售偽造、擅自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數量在2萬件以上，或者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或者違法所得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才可以構成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

　　從上述中美兩國的法律規定看，關于商標類犯罪的內容上相同之處在于：主觀上都是故意，客觀上均表現為侵犯了他人對注冊商標的專有權，在對象上對‘相同的商標’或者‘偽造的商標’的理解也基本一致。但中美兩國的侵犯商標類犯罪規定上的差異則是十分明顯的。我國《刑法》對構成侵犯商標類犯罪的‘門檻’比較高，需要達到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并且這些數額標準比許多有數額要求的標準都高，數額的規定標準較多，計算依據復雜，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侵犯商標權犯罪的打擊難度。由于美國將侵犯商標權行為入罪的理念是基于保護商標權人的私有權利，因而，在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美國通常將權利人由于侵權行為受到的損失作為情節輕重的判斷標準，而不是行為人自己的非法所得或者經營數額，這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第五，在刑事處罰方面，兩國的刑罰種類均系人身刑和財產刑并用，并且都十分重視財產刑在該罪處罰中的運用，以懲罰、遏制商標侵權人的貪利行為。但關于兩國商標侵權刑事處罰規定的差別則非常明顯：其一，美國比較注重刑事懲罰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問題，所以，在財產刑和人身刑的使用上，美國法律較之我國法律更加重視財產刑在商標侵權刑事處罰中的運用。其二，美國立法無論在財產刑還是人身刑上都比我國法律處罰規定嚴厲得多。人身刑方面，美國的假冒商標犯罪高刑期可達20年，我國的商標犯罪的三個罪名高刑期均系7年。財產刑方面，美國對商標侵權犯罪個人處罰高可達500萬美元，單位處罰高可達1500萬美元；我國刑法沒有規定法定的罰金數額，高人民法院和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規定：罰金數額一般在違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或者按照非法經營數額的50％以上1倍以下確定。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實際處罰的數額要遠遠低于美國的處罰數額。美國商標刑事法律對侵權者的嚴厲處罰規定，充分顯示了美國刑事法律對商標權人權利、消費者權益和市場經濟秩序強而有力的保護態度，該法堪稱世界上對制造、販賣假冒商標、商品行為嚴酷的武器，也足見美國取締仿冒之決心。這或許對我們有許多有益的啟示及借鑒意義。其三，美國法律對不同的犯罪主體，即個人和非個人商標侵權者規定了有所區別的處罰標準，而我國法律無論是刑法典還是司法解釋都沒有區分個人和單位商標犯罪的處罰標準。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刑事法律的一個缺陷和不足。單位是市場經濟的主要主體，而單位主體不同于個人主體的特點決定了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一般要大于個人主體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對它的刑事處罰應當與個人主體有所區別且一般應比個人主體要嚴厲。

　　三、我國侵犯商標權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更新立法理念，降低入罪門檻

　　目前，我國市場秩序混亂，商標權犯罪現象嚴重的情況依然存在，實踐中凸顯的問題是犯罪行為與一般行政違法行為的界限模糊不清。我國基于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理念的商標刑事犯罪處罰規定了過高金額標準，不利于有效打擊假冒商標行為。那么，知識經濟時代里的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在價值取向上應當強調秩序還是重視私權？有學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明確市場交易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商品經濟歸根結底是一種交換經濟，交換本質上是不同商品私有者之間的勞動的交換，從法律上說是權利的互相讓渡。由此可知，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唯有立足于權利本位，在維護私權的同時，兼顧秩序，一種科學、有效的知識產權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才能真正建立；反之，忽視‘權利’本位而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刑事法律保護體系，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作用也只會是有限的、殘缺不全的。[6]美國在侵犯商標權保護方面以所有權人損失作為入罪標準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現階段，為了解決侵犯商標犯罪的實際金額難以查清，對犯罪分子‘以罰代刑’、‘屢抓屢放’等問題，可以按照制售侵權品的數量來作為判斷其情節的輕重從而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之一。因為權利人產生的損害而言，與制售數量是成正比的，而與非法經營額大小并無直接對應關系。這一計算方法已經在《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釋》第8條中作為認定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方法予以肯定。[7]

　　（二）擴充罪狀

　　如前所述，我國商標法規定的侵犯注冊商標權的行為包括四種形式，而刑法只規定了一種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即相同商品和相同商標。這種行為固然明顯、直接侵犯他人商標權利，但另外三種行為也容易引起混淆而誤導消費者以致侵犯消費者和商標權人的利益。在假冒商標行為日益凸顯的情況下，假冒注冊商標犯罪于一種情況顯然不利于遏制犯罪。為了與國際的商標權保護立法趨勢接軌，也為了有效打擊日益嚴重的商標侵權犯罪行為，我國有必要擴大侵犯商標權犯罪的處罰范圍。在我國有犯罪情節、數額等作為刑罰處罰的門檻，擴大商標權犯罪的范圍也不會導致：打擊面過大，所以應把其他三種行為犯罪化，以制裁日益多樣化、嚴重化的商標侵權行為，以更好的履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規定的保護商標權的義務。

　　（三）擴大商標權刑事保護范圍

　　我國商標法規定的侵權責任適用于服務商標，一方面表現出民事立法對國際協議的趨同，反映及時；另一方面刑法在修改上不及民事法律那么迅捷，所以滯后性顯得比較突出。因此，在懲罰假冒注冊商標犯罪行為時出現了立法漏洞。從我國社會發展情況來看，1978年至2010年期間，我國服務業保持了持續穩定增長，全國服務業增加值2010年較1978年增長了27.62倍，年均增長率為29.08％，高于GDP的增速。‘十五’期間全國來自第三產業的稅收收入占總收入比重達40.9％。[8]服務行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另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我國所參與的對外服務貿易在整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有大幅度的上升。因此，無論是民事、行政還是刑事法律，無論是從保護國內經濟發展還是保護對外貿易的順利進行，對商品商標與服務商標都應該同等地予以保護。

　　2006年3月16日，美國總統簽署了國會眾議院于3月7日通過的兩項法案——《打擊假冒制成品法案》和《2005年保護美國貨物及服務法案》。這兩項法案修改了《假冒商標條例》的部分條款，將販賣、假冒的對象由商標擴大到商品及服務的標志（標簽、粘貼、外包裝、徽章、符號、雕飾、盒罐、說明）。[9]而對這些對象進行販賣、假冒的行為在我國刑法中沒有規定為犯罪，但在我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中有類似的規定，即經營者仿冒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的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予以禁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不正當競爭行為日益加劇，其危害性亦日益凸顯，民事、行政法律已不足以遏制其蔓延。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秩序，保護企業和消費者合法權益，有必要將上述行為納入到刑法調整的范圍。

　　（四）促進刑罰的科學化

　　我國刑法對侵犯商標權犯罪規定了以自由刑為主以罰金刑為輔的刑罰種類，這和許多在知識產權犯罪上都是把握一個‘嚴而不厲’尺度，即不處以特別嚴厲的自由刑的立法態度是一致的，但此類的罰金刑的處罰力度相對于世界上許多特別是美國的處罰力度要緩和很多，達不到震懾犯罪分子和剝奪犯罪條件的目的，客觀上導致了對犯罪的放縱。因此，我國應借鑒相關的國外立法，大幅度提高我國刑法對于商標權犯罪的罰金處罰力度。

　　另外，在人們的理解中，單位犯罪在規模上和對權利人的沖擊上要遠大于自然人犯罪，特別是知識產權犯罪多為有組織的單位犯罪行為，其惡性不亞于集團犯罪，社會危害性很大。但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卻放縱了單位犯罪，如《經濟犯罪追訴標準》和《非法出版物案件解釋》中涉及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認定時，規定單位犯罪的定罪和各種量刑情節的數額標準均高于自然人，且相差在3—5倍之間，這無疑是減輕了對單位犯罪的處罰力度。美國對單位侵犯商標犯罪處罰更嚴厲的做法給我們的啟示是，首先，對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適用同一數額標準，對專門造假的地下工廠不應有數額標準的要求，如此才可能遏制那些紛紛注冊公司以單位行為為由逃避刑事處罰的犯罪行為；其次，可增設專門針對單位侵犯商標權犯罪的資格刑，如限制從事相關業務活動或者強制撤銷作為單位犯罪的主刑，以有效的懲治和預防單位侵犯商標權犯罪。

　　以上信息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 商標局下設綜合處、財務處、行政處、法律處、應訴復議處、宣傳與對外交流處、人事教育處、黨委(紀委)辦公室、駐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辦事處、申請業務管理處、申請受理事務一至二處、審查管理一至二處、審查一至五處、審查事務管理處、審查事務一至五處、國際注冊一至三處、異議形式審查處、異議審查一至八處、評審案件受理處、評審一至九處、評審事務處、文檔事務處、數據信息管理處、信息化項目管理處、信息化運行管理處52個職能處，編制3363人。